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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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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現象席卷全台，讓本來以為可以躺著選的陳其邁有遭逢滑鐵盧的可能。一些地方人士估計，陳甚至會痛失高雄，倘若如此，這個地方版圖的變化原因，不僅不能僅僅歸咎於陳其邁一人，也不會僅僅只限於高雄一隅之地。這種可能性，使得這次的九合一選舉，有機會被視為一次歷史的清算。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開始了民主化轉型。與民主化相伴隨的，是台灣的各種打著進步旗號的運動，包括環保運動。民主化之前的一年，1986年12月13日，尚未解除戒備的總統府前，反對美國杜邦公司在彰化設廠的遊行隊伍衝破了警方的防線，使此一反杜邦事件，被視為台灣邁入多元社會的一次標誌性事件。

然而杜邦撤案後，彰化的污染沒有減少。本土的中小企業在四處設廠，包括電鍍廠、漂染廠所排放的重金屬廢水，污染了數百公頃農田。與此相對，杜邦在數年後轉至桃園設廠，廿餘年來「環保廢水、劇毒汙染都沒發生，環保稽查年年合格，被居民視為好鄰居」。

杜邦是一個例子，反映了這三十年左右的台灣反對運動，由於「眾生喧嘩」的反菁英、反專業，乃至於反政府，與反全球化的內在動能，使得其本來就容易「好心做壞事」。到了四年前的「反服貿運動」，可以說發展到了一個高潮；學生們就如同過往數十年的反對運動參與者一樣，習慣性的搬磚頭砸自己的腳，輸掉了的是自己、也是台灣的將來。

在這樣的脈絡下，綠營執政地區的經濟本來就不可能太好。但是這個反對運動也是一個進步運動，一個保護主義運動，其執政有著不同於經濟考量的合法性基礎。在其存續的期間內，這個運動確實可以對體制發揮修補的作用。而與這些修補一同發生的，是消費主義當道的「後現代」社會現象，代表性的人物，就是1996年前後在談話性節目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陳文茜。

問題在於，陳文茜是一個來自台灣上層社會，留學紐約多年的真正的後現代菁英；但是她所主導的「快樂、希望」的民進黨轉型，很快就遭遇了不是現代的、更不是後現代的，而是具有大量部落的、「本土」前現代特徵的群眾運動的阻撓。到了1999年陳文茜與許信良一同脫離民進黨，已揭示了陳水扁與更之後的蔡英文的執政，將成為一種逆潮流而動的政治社會現象的反映。

倘若台灣走上另一條路，可以是新加坡，也可以是韓國；前者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對台灣的領先優勢，從1990年前後的高三成，擴展到現在的高二倍以上；後者則從落後台灣幾千美元，變成高出台灣將近一萬美元。兩個國家的國民都很喜歡來台灣旅遊，但是這種旅遊不是台灣人到日本的那種朝聖學習之旅，而更像是台灣人到泰國的那種獵奇嚐鮮之旅。

底層百姓對於台灣目前的窘境有著最直接的感受，因此會對具有多重「進步」意義的三十餘年來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對已經「執政」長達20年的高雄市、乃至於已達21年的台南市的綠營候選人，用更嚴格的標準進行檢視。當這些城市變得「又老又窮」，「改變」成了對昔日反抗者的詛咒。

對於陳其邁，這個詛咒已經如同附骨之蛆，恐怕是無藥可救了。比起陳其邁，民進黨的台南市長參選人黃偉哲更有才幹、更為清廉，與國民黨的參選人高思博相比毫不遜色。台南市的綠營執政，還有一個比起高雄市有利之處，就是1996年動土的「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使之相當程度的避免了將「修修補補」當成主要政績的反對運動執政之弊。

從目前的選情來看，月底投票之後，桃園的鄭文燦與台南的黃偉哲，可能會成為綠營的兩大地方諸侯，兩人的政治前途也都有機會繼續向上攀升。他們兩人在兩岸關係上的論述也相對穩健，比起蔡英文與賴清德的冷漠尖刻，都更有利於台灣順勢而為。

確實，國民黨的台南市長參選人高思博並未像韓國瑜一樣，以直率素樸的語言帶來了「翻轉」的潮流，殊為可惜。但是黃偉哲也應該要注意到，他能夠避免綠營長期執政的累贅，不是因為過往的反對運動的價值如何深入人心，而是相當程度上在於廿餘年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推動的南科所帶來的錢流與人流。

偉大的政治家要能引領時代的潮流，而不是被過往的成見所裹挾（編按：受形勢、情勢等脅迫，而採取某種態度或行為）。黃偉哲有一個在兩岸關係上具有洞見、並被中國大陸網民高度稱許的妹妹，或許他們兩人的重新和解，會使人們對他產生更多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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